艾拉斯穆斯大学哲学系教授，国际美学学会主席，荷兰政府智囊团专家顾问，美学与哲学国际著名学者，主要研究美学、艺术哲学、信息哲学，哲学人类学。已出版了19本著作，发表100余篇论文，其成果已经翻译成荷兰语、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韩国语、俄语、土耳其语等十多种语言。主要代表作已译成中文的有：1、《后现代艺术和哲学中的浪漫主义欲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2、《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3、《文化碰撞与历史意识》；4、《数字化操控时代的艺术作品》；5、《悲剧的界限》（上海出版集团）
在很多人看来，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存在，因为在本质上它是一种反启蒙，对扎根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和民主文化构成了永久的威胁。这种观点把法国革命的腥风血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凶残暴行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放荡不羁的根源都溯及到浪漫主义，认为它等同于非理性，如果任其膨胀，必将造成对社会的严重破坏。而作者观点则与这种流行的观点相反。他认为，那些通常被归罪于浪漫主义的恶行事实上并不是根源于过度的浪漫主义，而是由于浪漫主义的欠缺才发生的；上述惨剧的发生恰恰是把理性作为自己标志的启蒙追求绝对的结果。
浪漫主义并不追求绝对，它已经意识到绝对是一个不可企及的目标。也正是由于浪漫主义对待绝对的这种态度，它成为介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立场。如果说现代性以追求绝对的热情为特征，而后现代性以对这种追求的反讽为特征，那么，浪漫主义就构成了现代性的热情和后现代性的反讽之间的一种“震荡”，它对于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是至关重要的。技术崇高（tchnological sublime）是现代性的合理结果，它的效应对于人类而言是喜忧参半的。在技术崇高咄咄逼人的现时代，艺术虽然不足以拯救我们，但是它可以使压力得到舒缓。
浪漫主义一般会让我们联想到月光下树林里的情侣或者是热带的海滩，这种熟悉的甚至是老生常谈的场面。这种印象也许可以叫做情感的甚至是伤感的，但是并不这么单纯。Rudiger Safranski 让我们相信浪漫主义并不如我们一般认为的那样单纯。在Sanfranski的Romantik这本书里，他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场运动：开始于1800年左右，极大触及了德国人的自我憎恨的心理，一种艺术、宗教和政治因素参杂在一起的运动，这些将欧洲文化带到了无底的深渊的边缘。
一些诗人，如Novalis、荷尔德林和施莱格尔，他们的浪漫主义欲望是有一个更好的，同质的世界，这样的愿望很容易被认为是天真的和不健康的情感而被迫弃，不过事情还是很严肃的过去了。Safranski说，当后来的浪漫主义者比如马克思、瓦格纳和尼采想要自己真正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从那时起，到Joseph Goebblel’s stahlerne Romantik这本书只有一步之遥了。
国家社会主义引起的灾难似乎唐突地唤起了德国人的浪漫之光。在Safranski看来，1960年代的反文化，以红色军团党团的恐怖暴力结束，对当时的社会结构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告诉我们浪漫主义欲望对根源于启蒙运动民主文化是一种持续的威胁。
浪漫主义，被视为一种反启蒙运动的形式，使人们沉溺于非理性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最终陷入暴力。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描述。20年前，Alain Finkielkraut 在他《La défaite de la pensée》书讲述了一个相似的故事。在后文中，我将为一种相反的阐释观点进行辩护。
前面Safranski提到的使欧洲人在上两个世纪备受折磨那些灾难， 我认为并不是根源于过度的浪漫主义，而是由于浪漫主义的欠缺才发生的。因此，在一个思想家们很乐于回头查阅激进启蒙主义的时代和国家里，他们值得对激进浪漫主义的思想遗产重新阐释。
与Safranski和Alain Finkielkraut所说的相反，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们当时对启蒙思潮的理想不是持有憎恶态度的，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法国大革命的热烈的支持者，法国大革命根源于启蒙思潮。但是，这场革命产生的血腥的雅各宾恐怖使年轻的浪漫主义者们明白了启蒙思潮思想并不能保证一个更好的世界。在这一点上，浪漫主义者跟随了席勒的分析，希勒在颇具影响力的信件集《论人的审美教育》中的分析：灾难是由启蒙思潮片面的理智主义思想导致的，还没有达成人的感性激情与他的崇高的理性理想之间的平衡。
启蒙运动发起对世界的“怯魅”，也导致了原初的功利主义。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1800年讽刺地指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mangelwurzel（一种用作牛饲料的甜菜）被我们算作人类的成就”。在康德和席勒之后,浪漫主义者所提出的补救,是对生活和世界的美学化,即,使它们成为一件巨大的艺术品,以便为道德理想增加感性的东西。
在一种不受宗教约束的，后宗教文化中，只有一书可以给我们以前宗教给我们的灵感和社区精神。Novalis大概在1798年指出：通过赋予普通的东西高深的含义，赋予通常的事物神秘的外貌，通过把未知的尊严加在人们所知的东西上面，把无限的外表加在有限的东西上面，就可以使事物浪漫化。这个程序是为着更高深的、神秘的、无限的东西而反转进行的……它的含义通过普通的事物而得到表达。通过这种运作，谦卑的自我与一个更好的自我同一了。
Safranski在他的书中指出将浪漫主义称为通过美学手段的宗教的连续，这种说法具有真实性，但是延续的区别值得注意。欧洲的主要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灾难让浪漫主义者们注意到在宗教，政治和爱上追求绝对，会容易变成血腥的暴力，当这种追求绝对伴随着信念，这些事情就会而且必须变成现实，如果有必要通过武力。对于浪漫主义者们来说，他们悲惨地认识到追求绝对的欲望这个目标是不能实现的。用赫尔德林的一句诗表达，浪漫主义欲望“庄严的清醒”。
这也是谢林将浪漫主义欲望定义为“一种在热情和反讽之间的震荡”。没有热情，（这个词源自于希腊语enthousiasmos，意思是神圣的拥有权）一个个人或者社会将会坠入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但是没有讥讽所有崇高的理想会很容易导致恐怖。当浪漫主义者观望着理想并反讽地呼唤着它时,他们是在防止这种理想凝固化,并阻止自己被人类幸福的可操控性的危险幻觉所迷惑.。因此，浪漫主义的反讽远远超过一种简单的形式主义的比喻。更多的是，它具有一种本体论意义，表达了我们认识我们的无限欲望的能力的一种激进的有限性。同时，这种反讽的态度表达了浪漫主义欲望的超越的特点。反讽是我们超越了现存的信仰和真理。因此它体现了对新经验的基本的开放性。
她强调在后宗教文化中寻找灵感的新形式，不掉入教条主义或者狂热主义的陷阱。激进浪漫主义保持一种对欧洲文化的鼓舞人心的模式，因为浪漫主义者们的使命很快地淹没在无边的现代化热情中。从浪漫主义者的观点看，政治，科学和艺术的现代性特征是缺乏反讽的危险。在这点上很清楚，如Safranski 和Finkielkraut所讲的欧洲历史的重建，是有问题的。
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和共产主义的不受宗教约束的理想已经被早期的浪漫主义激励。但是，同等程度下浪漫主义的极大特点的反讽感是马克思和他的革命继承人完全缺乏的。这就是为什么Safranski将马克思说成是浪漫主义者。但是，浪漫的立场被马克思的朋友Heinrich Heine解释的清楚一些，Heine在很多方面都同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但同时也注意到了锋利的疾风中过度热情的危险。Almansor中，Heine表述道：他们烧了书，他们将最终烧了人类。
瓦格纳，梦想可以通过将德国文化转变成gesamthunstwerk可以彻底更新德国文化，瓦格纳可以因为与马克思同样的原因被称作半浪漫主义者。特别是他彻底的反犹太主义的民族主义，以及他对基督教的回归。
尼采是一个更复杂的人物。年轻的时候他是瓦格纳歌剧的一个崇拜者，但是很快发展为一个对这种沉重的神话学的反讽者。尼采在从对瓦格纳的崇拜中清醒后，写道欧洲历史很少有快乐，无论如何，国家社会主义还多少有一些反讽的自嘲，
尽管Saranski正确地指出1960年代的反文化的恐怖暴行，这些暴行真是再荒谬的反讽消声以及狂热的热情占主导时出现的。即使在世俗伪装下，关于绝对的每一个信念不会让任何东西阻挠。
现代的特点是过于热情。认识绝对的可能性的一个无条件信念（在宗教、政治和爱的范畴内），后现代反应是由激进的嘲弄绝对。将浪漫主义从现代和后现代两极分离出去的原因是：浪漫主义没有将自己划入量集中的任何一级，而是在热情与反讽之间摇摆。结果是对于“绝对”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浪漫主义变成了一种最有歧义的东西。在浪漫主义关于崇高的概念上，这种模棱两可和摇摆性最为清楚，
当我们称一处风景或者一幅艺术作品为“崇高”（sublime），我们表达的事实是它具有一种独特的美或者出众之处，这种“崇高”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描绘，或是一种高名誉的道德行为，无可比拟的足球射门也可以叫做崇高。“崇高”是指超出一般。这个意思在德语和荷兰语的词汇中有很好的表达，叫做（das erhabene）。
崇高这个词有很长的历史，从拉丁词sublimis来，sublimis用于书面语时意思是在空气中高高在上，比喻意为崇高的或者伟大的。Sublime最早出现有历法以来，“on the sublime”的一篇文章。很长时间以来，认为是longinus所作，也许不对。作者没有给出thesublime的定义，一些古典派甚至怀疑the sublime 是否是希腊语hypsous的正确翻译。通过古典文学中引用的次数，作者讨论sublime幸运和稍微不幸运的例子，。比如说，这个词一定讨论过重要的议题并与强大的情感相关。对于伪朗吉弩斯者们来说，崇高的风景甚至触及到神。自然“在我们的灵魂中种下了不可战胜的激情，比我们自己更伟大和神圣”。
朗吉弩斯的文章在近代很少被提及，同样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也很少看到，只有在这类文章中我们才见得到。朗吉弩斯的文章最初在1554年才在巴塞尔发表，在boileau翻译成法语、smith翻译成英语之后才开始了在欧洲文化历史中的胜利之旅。从巴罗克开始，巴罗克在浪漫主义达到顶峰，崇高美学的核心概念。那时，崇高经常与自然经验联系在一起，在18世纪我们发现“崇高”在英国作家欧洲和阿尔卑斯山的伟大之旅中作为描绘自然的词汇对此碑使用，出自豪门的年轻人经常使用这个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作者用这个“崇高”把巨大的群山景观变成词语。
崇高指野性的、无边界的伟大的自然，这种宏伟壮观的自然景色因此被与更和谐的美的体验进行对比。在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Our Ideas of the Sublime and Beautiful书里， Edmund Burke将崇高定义为愉悦的恐怖，自然的力量会让观众忘我的狂喜，然而，这是在观众在安全的距离内。
但是，在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崇高失去了他的无辜的特性，特别是在康德的著作中，在Kritik der Urteilskraft书中，康德跟随burke的观点，为美（beautiful）和崇高(sublime)下了明确的定义，“美”是指那些给我们愉快感觉的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充满了欲望，因为它们使我们坚信我们生活在一个和谐的和有效率的世界中。一个美丽的日出给我们的印象是生命挺好的，确实如此。而“崇高”，与那些使我们希望和谐的愿望变得沮丧的经验相联系，崇高被那些超越我们理解和想象的东西唤醒，因为它们的无边界、过度或者混沌特性。
康德进一步区分了数学崇高和力学崇高。首先，数学崇高，由那些巨大的不可衡量的以及无限的理念。当我们注视巨大的山峦景象或者抬头看巨大的天空时，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康德接下来解释力学崇高，是一种自然界不可抗拒的力量。他用的例子包括火山爆发 、地震和海啸 。这里， 我们也感受到自己的渺小和有限， 但是在力学崇高的例子中，我们认识到这些自然的力量可以用巨大的能量毁灭我们。力学崇高唤起敬畏和恐惧，引起负欲望。吸引和排斥融合于一个暧昧的模棱两可的经验之中。
由于崇高在康德的著作中保留基本的美学类别词，康德保持崇高的经验是由于存有一定安全距离的观点。当看到一幅海上风暴的画，人可以在博物馆里一边休息一边注视自然的不可抗拒力量，，但是不是在海上！席勒在他一系列的文章中更进一步并将崇高从审美经验这个安全的茧力解放出来，
为了完成这种解放，席勒在1793年bom erhabenen（论崇高）一书中重新阐述了康德关于数学崇高和力学崇高的区分。席勒认为数学崇高应该贴上“理论假设的崇高”的标签，不可衡量度的高山和夜晚的天空引起我们一种纯粹的关于无限的反观自身的观察。另一方面，当自然以破坏力呈现时，我们迎艳道德实际的崇高，这是直接影响到我们自卫的本能。最重要的事，席勒认为，我们需要另外一种区分。当我们从一个安全的距离看到危及生命的力量时，比如说在安全的地方看海上的风暴，我们可能经验到风暴的宏伟，但是不是崇高的特性。一个经验只有在我们生命真正受到自然不可抗拒力量的时候才能成为崇高。而且即使这样也不够，人类有一种将自己在肉体和道德上都躲离自然界危险的急迫感，
在希勒的著作中，崇高从一种模棱两可的美学词汇变成一种同样模棱两可的生命词汇。
但是，历史没有停止，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种“崇高”的模棱两可的经验逐渐从自然范畴转变到了技术范畴。
我们目前的时代被视作世俗化的时代。上帝正从自然中撤退，而自然正逐渐在这个进程中不抱幻想。自然已经不再深植于我们，如朗吉弩斯所说。我们基本上受到了技术的控制，深的规矩基本上变成了人的工作，神圣的自然的力量已经转换成了人类技术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崇高变成了朗吉弩斯所说的：一种人类技术形式。但是，技术并不是一些alpha的技术，比如说修辞学之类的，而是，我们发现自己处在beta技术的边缘。现代人正在越来越少地被自然击败，取而代之的是精力旺盛地控制自然。
正如David Nye 在他的书《美国技术崇高》中指出的：美国人开始拥抱技术崇高市的热情就像他们开始拥抱自然崇高时一样，对自然崇高的崇拜，如我们可能在大峡谷所体验到的，被工厂、航空工业、汽车工业和军火的崇高索取代。
然而，如果认为我们取消了崇高的黑暗面就太不成熟了。从神圣的自然能量转变到人类技术，崇高的模棱两可的经验也产生了。我们现代崇高的体验是技术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技术时代，正是技术本身在与自然的战争中获得了一种让人混淆的特性。一方面，技术是对人类伟大的智慧的反映，但同时，我们在享受着进步的同时，也被技术控制并受到威胁。技术，比如核能量和基因控制，具有双面：他们聚集了我们对富裕的希望，这个技术可以为人类带来，同样也有我们对于技术失控的恐惧，潜在的毁灭性。
但是，现代人拒绝非技术性，我们曾经的生物类型现在已经变成了技术-生物，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技术世界，离开她我们无法生存。那种我们重返自然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超世俗的幻想。如前所述，我们不需要后悔。对于技术成果的热情是正当的。现代技术给普通的欧洲人和美国人舒适的生活，这是王权时代无法想象的。但是，战争也告诉我们，没有一种反讽存在，技术崇高会带来更多的麻烦。将所有纳粹的阻性都归咎于非理性主义未免太简单化了，我们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对技术崇高过于热情引起的。
在David Nye 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20世纪对技术崇高的热情变成恐惧。特别是原子能和基因技术让我们恐惧，我们可能创造了一种最终毁灭自己的技术。
我的意思绝不是说积分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拒绝对技术反讽和 无批评地接受技术同样幼稚。事实上当现代热情引起的惨败限定了我们将因为过多的反讽为自己挖战壕。这时候现代主义呈现给我们的。后现代主义已开始就在批判现代主义的伪装下。作为现代欧洲的暴行的一个结果，后现代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大。毋庸置疑，后现代对现代的热情提出批判，但是当反讽占上风的时候，热情就会消失，只剩下犬儒主义和虚无主义。这对文化同样致命。
我们从激进浪漫主义可以知道的是，我们不得不在热情与反讽之间保持不稳定的平衡，就像我们走钢丝。谈到技术崇高，我们需要超越那种无建设性的热情与反讽的对立，以及乐观和悲观的对立。在高科技的今天，我们不再可能期望艺术可以就我们。然而，这并不是说艺术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艺术可能会帮助我们舒缓压力。
浪漫主义摇摆，永远徘徊在热情与反讽之间，也许这是欧洲多元文化社会下的正确态度。在这样的社会中，一种热情很容易激怒一种反对情绪，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启蒙运动的基要主义经常与穆斯林的基要主义相似，试图走极端战争。如果历史可以教我们些东西，那就是这些激进主义可以确保狂言肆虐。反讽是一个很好的灭火器，特别是当他对准我们的热情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过渡的反讽也会使我们失去目标。
